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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面富可敌国,一面穷得离谱!

2020-10-05 16:28:30 来源:大赣网 作者: 责任编辑:大赣网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

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,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。

前些天,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,很多人表示瞠目。

6亿人?1000元?

也就是说,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,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。

这怎么可能?!

说实话 ,当我听到这句话,却一点也不惊讶。

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。

注意,1500元是年收入,不是月收入。

而这些人在哪呢?

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——广东

1\广东的两副面孔

有人说,广东富得流油。
这话我没法反驳。

毕竟自1989年起,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。

“万年老二”的江苏,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,但结果呢?

去年广东依然第一,江苏还是老二。

2019年,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,与韩国、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。

说广东“富可敌国”,真不是吹的。

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,我却高兴不起来。

因为我很清楚,广东富的是珠三角,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,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;

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,不是地里的农民、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、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。

所以我常常说,广东有两副面孔:

一面富可敌国,一面穷得离谱。

早在1988年,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,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:

“广东的同志也来了,你们广东这么富,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?”

22年后,我又听到了一句“语惊四座”的话:

“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,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。

这是广东之耻,是先富地区之耻。”

谁敢说这话?

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。

而且这是2010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,当着记者的面说的。

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。

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,却很难相信它的穷。

但对于这句话,我也没有多意外。

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,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,不到10小时的车程,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。

从深圳出发,途经广州、佛山、中山、肇庆;再往西,便是云浮、阳江、茂名……

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,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,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。

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。

唐朝诗人孟郊说:

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

我想说的却是:

秋风萧瑟马蹄疾,一路尽富与贫。

▲广东韶关

确实是这样,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。
举个例子:

2019年,广东最富的是深圳,最穷的是云浮,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?

29倍。

而“万年老二”的江苏,它最富的是苏州,最穷的是宿迁,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.2倍。

同样,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,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,GDP的差距也只有6.9倍。

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,远甚于其他省。

再具体到每个人,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。

比如说,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,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,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。

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,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。

但与此同时,截止到2018年,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,13个省级特困县,12个山区贫困县。

在广东这片被誉为“遍地黄金”的土地上,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,穿不暖,家徒四壁,甚至无处容身。

2\地上有金子,他们却看不见

2010年,央视的《新闻调查》栏目组,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。

随后,他们推出一期名为《“穷广东”调查》的节目,其口号是:

“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,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。”

广东到底有多“贫穷”呢?

在节目中,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:

三餐都比较困难,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。

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,如果出去打工,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。

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,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,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。

还有一户村民,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,煮饭、吃饭、住,都在里面。

四壁熏得乌黑,没有像样的家具,铺盖、卧具又黑又硬。

看着这番情景,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,他感慨道:

“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,改革开放都30年了。”

▲广东韶关

当年,《南方日报》也做了一系列关于《“穷广东”调查》的报道。他们派出7位记者,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,涵盖了粤东、西、北,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。

比如说,在粤西的雷州,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:

“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。”

由于土地贫瘠,沙化严重,雨季有积水,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,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500斤。

而在其它地区,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。

当时东塘村有3957人,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2021人,贫困率超过51%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,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

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,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。时间一久,树林里臭烘烘。

“不能入,一不小心就踩着”,校长郑景豪说,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,学生就会就地解决。

由于条件艰苦,师资力量匮乏,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。

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,于是“雷州普通话”便代代相传。

▲ 图片来源:《南方日报》

等上了中学,每学期200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,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。

村支书王南介绍,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,但其中超过100人,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。

校长郑景豪说,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“鸿沟”。

但他更忧虑的是,“鸿沟”两端的孩子,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。

果不其然,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,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,又铩羽而归。

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,结婚生子,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。

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,实在是太难了。

3\“民工荒”

当张五常说“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”,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。

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,似乎显得“不合时宜”。有人说,珠三角明明出现了“民工荒”,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?

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

大约是从2004年,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——“民工荒”。

紧接着,很多学者也说“刘易斯拐点”要来了。

所谓“刘易斯拐点”,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,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,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。

“刘易斯拐点”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,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。

但中国的“刘易斯拐点”真的来了吗?

不妨做个对比。

2009年,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.9亿,占总数的38.1%。

而2010年,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.7%,加拿大为2.0%,日本为4%。

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,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。而在这2.9亿人当中,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。所以,“刘易斯拐点”并没有来,这是个假“拐点”。

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,也佐证了这一点。

于是, “民工荒”和“贫困的农民”同时出现,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。但再一琢磨,却发现并不矛盾。

事实上,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。

据201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,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,而且工作时间更长,福利条件也更差。

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1800元以上,福利待遇较好,基本不会缺工。

月收入1800元是什么概念呢?

当年,在深圳,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,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,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~800元/月,再加上吃穿用度,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。

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,却只有1521.14元。 

▲深圳非熟练农民工平均工资 资料来源:深圳市统计局

一个人背井离乡,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,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,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?

显然不愿意。

于是就出现了“民工荒”。

所以,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,不是缺少劳动力,而是企业缺钱(当然,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)

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,该厂老板说:

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,如果工资上涨30%,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。

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,“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,起码省了辛苦”。

早在2008年,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: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。

之后,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。

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,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。换言之,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。

农民工和企业主,到底孰对孰错?

无法断言。我只能说:各有各的苦。

 ▲专门记录打工族的影片《我的诗篇》

4\“先富”如何带动“后富”?

疫情期间,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。

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,骂工厂,骂“万恶的资本家”。

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,没有前途,工资还低得离谱。而今年因为疫情,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。

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,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。

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,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。因为“梦想”对他而言,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。

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——“打工诗人”许立志。

2014年,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。

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,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。

那里贫穷落后,为了生存,为了梦想,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。

在那首《我就那样站着入睡》中,许立志这样写道:

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

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

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

车间,流水线,机台,上岗证,加班,薪水……

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

我不会呐喊,不会反抗

不会控诉,不会埋怨

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

驻足时光之初

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

赐我以迟到的安慰

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,磨去语言

拒绝旷工,拒绝病假,拒绝事假

拒绝迟到,拒绝早退

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,双手如飞

多少白天,多少黑夜

我就那样,站着入睡

其实早在2010年,富士康就因为“11连跳”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在工人的嘴里,这里冷漠、压抑,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,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

 ▲影片《我的诗篇》

人们嘴里虽然抱怨,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“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”。因为这里的工资,比别处更高。

这就是现实。

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:北上广容不下肉身,老家放不下灵魂。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,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,当公务员,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。

但换做是农民工,他们大概会说: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,老家同样容不下。

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,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。

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。

现实告诉他们,饿着肚子的人,还不配谈论“灵魂”。

 ▲影片《我的诗篇》

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:

在广东,“村民”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,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。

一种“村民”住在韶关的梅花村、清远的大成村、雷州的东塘村…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,却过得捉襟见肘。

另一种“村民”住在广州的猎德村、深圳的岗厦村……

他们可能趿着拖鞋,穿着汗衫,腰间别着一串钥匙,每月定期收着房租,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,甚至几十万。

他们是广东的“隐形富豪”。

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,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,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,他们成了大时代下“掉了队”的人。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,强者恒强,弱者更弱。

当广州猎德村的“房二代”,和雷州东塘村的“农二代”相遇,这种“鸿沟”会更加明显。

2010年,当央视《新闻调查》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,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:

小平同志,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,让一部分先富起来,然后先富帮后富,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 

前面半句话,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,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

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,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。

实际上,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

远不只是一句“忽视”那么简单。

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,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,只能借此文章,展示一些实像。

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,我却想说,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,也不差我一个吧?

因为,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,但是,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。就像贾樟柯所说:

 “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,不能因为要往前走,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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